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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穷人的天堂”到“穷人的地狱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被认为是机遇与希望之地。这里有连绵的绿色山峦、成排的棕榈树、被阳光亲吻着的花朵,以及许许多多的神话——那些在贫穷社区长大的人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但这一上世纪80年代的奇迹没能在新世纪延续。随着硅谷声名鹊起,圣何塞逐渐成了“穷人的地狱”。

  1986年,当11岁的TriTran和哥哥乘船逃出越南,两手空空来到圣何塞时,他掌握的全部英语只是两个单词。

  当时的圣何塞比现在安静得多,虽然也有大型科技公司,比如惠普、苹果和英特尔,但还没有被全球消费者奉之若神。那时的圣何塞仍是中产阶级家庭能够迁居、购房和找到工作的地方。

  Tran兄弟二人和叔叔婶婶住在一起。Tran的叔叔在一家半导体工厂当技术员,婶婶在同一家工厂负责数据录入。这个低等中产阶级家庭仍然能够在圣何塞购买一栋有3个卧室的小房子。1980年,属于圣何塞大市区的圣克拉拉县平均房价只有17.6万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今天的36.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38.1万元)。

  Tran还记得到美国的第一个万圣节,当他看见穿着奇装异服的孩子到门口要糖果时,心中产生了深深的困惑。他开始学习英语,并在其他越南学生的帮助下,逐渐适应了学校的生活。到了高中最后一年,他已经开始修读高级英语课程,并为申请麻省理工学院(MIT)做准备,因为叔叔告诉他,公司里最优秀的工程师都是MIT毕业的。

  Tran兄弟二人先后申请了这所美国著名高校并被录取。在助学金的帮助下,Tran用5年的时间获得了计算机科学与电子工程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位。毕业后,他进入硅谷的软件公司,他的兄弟则成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终身教授。

  在这个故事里,底层的人通过努力可以爬到顶层。它是很多圣何塞穷人改写人生的缩影。

  Tran的叔叔不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白领,但生活的环境让他们得以接触更多高收入人群,并且获得更好的资源。在Tran的叔叔到硅谷工作前,全家人从来没有听说过MIT,更没想过成为工程师。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社会学教授曼纽尔·帕斯托(ManuelPastor)在他的著作《平等、成长与社区》中提到,丰富的中产阶级工作机会可能是圣何塞社会向上流动性大的重要原因。而中产阶级的孩子通常会获得更好的教育,他们将进入硅谷高收入的公司工作作为目标。上世纪80年代,硅谷有庞大的制造业部门,这缔造了大量的中产阶级,并且成为人们做得更好的跳板。

  圣何塞可能是出身微寒的人在美国成长的最佳地点之一。经济学家瑞杰·赛迪(RajChetty)2014年发布报告称,圣何塞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12.9%长大后进入高收入人群;相比之下,只有4.4%的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穷孩子能进入上层社会;在底特律,这个数字是5.5%。圣何塞的社会流动性可与丹麦和加拿大媲美,超过了其他美国大城市,比如波士顿(10.5%)和明尼阿波利斯(8.5%)。

  赛迪的研究对象是1980~1982年出生的超过4000万美国儿童,人们普遍认为他的研究结果是准确的。对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和之前的人来说,圣何塞和硅谷的确是机会之地。

  如今Tran创办的食品派送公司Munchery,市值已达到了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9.5亿元)。“我认为在这片土地上,如果你真有决心并且专注,就能成功。”他告诉美国《大西洋月刊》。

  圣何塞是硅谷的大本营,被称为“硅谷的首都”。这里有世界上最有创意的公司。一个12岁男孩给惠普公司的创始人威廉·休利特(WilliamHewlett)打电话讨要电脑零件,因此得到了一份暑期工作。这个男孩的名字是史蒂夫·乔布斯。

  作为移民城市,圣何塞38%的人口出生在海外。早在1900年,这里就是一个多样化的城市,26.5%的人口是外国人。哈佛和伯克利两所大学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人口流动性的前提。

  其中,大量移民来自亚洲,亚裔的子女一向在学术方面有杰出的表现。根据美国的移民法,能在圣何塞生活的移民多数在本国受过高等教育。虽然这些移民无法在美国立刻从事自己的专业领域,但他们会将自己的学习技能用在子女的教育上,他们成立和组织的培训机构能帮很多亚裔儿童在学业上做得更好。根据教育专家的经验,如果社区里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术的移民群体比例高,他们创造的机会就可以让自己的同乡受益。

  硅谷为穷苦家庭的孩子提供了难得的资源。“我们接近硅谷而受益良多。”圣何塞东部的白河小学的校长IqbalChadda表示,他执教的30多年里,目睹了很多学生从底层达到社会上层。他记得曾经到一个学生家里家访,发现他和9位家人只能睡在脏兮兮的地板上。而这个男孩如今是一位成功的工程师。他向《大西洋月刊》透露,这些孩子都从区域的资源中受益,比如对航空航天感兴趣的,可以去参观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艾姆斯研究中心;想学习写代码的,可以去谷歌的总部拜访。

  此外,这个区域内有大量富有的企业家,他们愿意为初创的技术企业投资,创造机遇让更多人共享繁荣。他们通过向地方机构捐款的方式,改善公司所在地的社区环境和员工的生活。这就催生了一批民间组织,帮助缺少资源的年轻人获得成功。

  上世纪70年代末在圣何塞长大的PerlaRodriguez透露,社区中心的音乐项目帮她和兄弟姐妹找到了自信。她高中毕业时,父亲失去了在面包厂的工作,她必须打工挣钱,于是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做杂活儿,接触了大量斯坦福和伯克利的毕业生。这些人成为她的精神导师,并鼓励她尽情设想自己的生活。工作几年后,Rodriguez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如今她是一名管理咨询顾问。

  不过,如今的墨西哥移民很难复制Rodriguez的成功故事了。她的父母当年花2.5万美元在圣何塞东部买的房子,现在市值超过了6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90.4万元)。

  如今,圣克拉拉县的居民大约有1/5买不起生活必需品。根据美国工会类组织的统计,2000~2011年,圣何塞家庭日常开销的增速已超过工资的增速。

  研究者至今仍然搞不清楚,为什么圣何塞的穷孩子曾经表现得那么好。这里的儿童在单亲家庭成长的比例很低,贫困人口的聚集情况也不明显。这两个要素凑在一起,通常意味着社区内的流动性很好。但在其他衡量社会流动性的方面,圣何塞的表现很差。哈佛大学平等机会项目的研究员本·史古德利(BenScuderi)表示,在调研的741个美国地区中,圣何塞是最不平等的地方之一,种族和经济隔离严重,教育水平落后于当地的经济水平。

  “这里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完全无法解释,”他说,“这很有趣,因为它和我们的预期不一样。”

  赛迪的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在圣何塞成长起来的孩子,命运与邻里环境息息相关。而如今的圣何塞是否还能如此,值得辩论。机会平等项目在过去16年的统计显示,收入的差距正在不断加大。根据圣何塞大学的统计,该区域约1/3的工作收入低于每小时16美元(约合人民币104元)。

  美国皮尤公司的数据则显示,圣何塞29%的居民年收入在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2.5万元)以下,而当地2014年的人均年收入高达9.3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0.8万元)。年收入能超过7.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8.8万元)的居民只有60%。

  圣何塞的居民表示,向社会上层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硅谷成为越来越多成功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大量人口涌入导致了房价如同搭上了火箭,2015年的房屋销售均价已达到了8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0万元)。根据很多衡量标准,圣何塞不再是适合低收入甚至中等收入家庭生活的地方。当地的租金在2006~2014年增长了42.6%,创下美国城市在同一时段的最大涨幅。越来越多的人无家可归。人类发展指数被认为是衡量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的综合数据,满分为10分,圣何塞得分只有4.85。而相距不远的苹果公司所在地库珀蒂诺得分为9.26。

  随着中产阶级的缩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那些曾经让所有人都能受益的资源变得稀少。美国最近公布的《城市研究报告》发现,在圣何塞,穷人家的孩子进入幼儿园的数量已远远落后于富裕家庭的孩子。富人聚集区的学校对每个学生的平均投入,比当地最贫困地区的小学高出5745美元(约合人民币3.7万元)。

  美国的大环境是不平等和种族隔离加剧,中产阶级收入停滞不前。在这样的背景下,圣何塞似乎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圣何塞的城市管理者决心让这里重新获得曾经的地位,让穷孩子也能拥有成功的渠道。有硅谷作背景,圣何塞也许还有翻盘的机会。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被认为是机遇与希望之地。这里有连绵的绿色山峦、成排的棕榈树、被阳光亲吻着的花朵,以及许许多多的神话——那些在贫穷社区长大的人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但这一上世纪80年代的奇迹没能在新世纪延续。随着硅谷声名鹊起,圣何塞逐渐成了“穷人的地狱”。

  1986年,当11岁的TriTran和哥哥乘船逃出越南,两手空空来到圣何塞时,他掌握的全部英语只是两个单词。

  当时的圣何塞比现在安静得多,虽然也有大型科技公司,比如惠普、苹果和英特尔,但还没有被全球消费者奉之若神。那时的圣何塞仍是中产阶级家庭能够迁居、购房和找到工作的地方。

  Tran兄弟二人和叔叔婶婶住在一起。Tran的叔叔在一家半导体工厂当技术员,婶婶在同一家工厂负责数据录入。这个低等中产阶级家庭仍然能够在圣何塞购买一栋有3个卧室的小房子。1980年,属于圣何塞大市区的圣克拉拉县平均房价只有17.6万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今天的36.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38.1万元)。

  Tran还记得到美国的第一个万圣节,当他看见穿着奇装异服的孩子到门口要糖果时,心中产生了深深的困惑。他开始学习英语,并在其他越南学生的帮助下,逐渐适应了学校的生活。到了高中最后一年,他已经开始修读高级英语课程,并为申请麻省理工学院(MIT)做准备,因为叔叔告诉他,公司里最优秀的工程师都是MIT毕业的。

  Tran兄弟二人先后申请了这所美国著名高校并被录取。在助学金的帮助下,Tran用5年的时间获得了计算机科学与电子工程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位。毕业后,他进入硅谷的软件公司,他的兄弟则成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终身教授。

  在这个故事里,底层的人通过努力可以爬到顶层。它是很多圣何塞穷人改写人生的缩影。

  Tran的叔叔不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白领,但生活的环境让他们得以接触更多高收入人群,并且获得更好的资源。在Tran的叔叔到硅谷工作前,全家人从来没有听说过MIT,更没想过成为工程师。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社会学教授曼纽尔·帕斯托(ManuelPastor)在他的著作《平等、成长与社区》中提到,丰富的中产阶级工作机会可能是圣何塞社会向上流动性大的重要原因。而中产阶级的孩子通常会获得更好的教育,他们将进入硅谷高收入的公司工作作为目标。上世纪80年代,硅谷有庞大的制造业部门,这缔造了大量的中产阶级,并且成为人们做得更好的跳板。

  圣何塞可能是出身微寒的人在美国成长的最佳地点之一。经济学家瑞杰·赛迪(RajChetty)2014年发布报告称,圣何塞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12.9%长大后进入高收入人群;相比之下,只有4.4%的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穷孩子能进入上层社会;在底特律,这个数字是5.5%。圣何塞的社会流动性可与丹麦和加拿大媲美,超过了其他美国大城市,比如波士顿(10.5%)和明尼阿波利斯(8.5%)。

  赛迪的研究对象是1980~1982年出生的超过4000万美国儿童,人们普遍认为他的研究结果是准确的。对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和之前的人来说,圣何塞和硅谷的确是机会之地。

  如今Tran创办的食品派送公司Munchery,市值已达到了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9.5亿元)。“我认为在这片土地上,如果你真有决心并且专注,就能成功。”他告诉美国《大西洋月刊》。

  圣何塞是硅谷的大本营,被称为“硅谷的首都”。这里有世界上最有创意的公司。一个12岁男孩给惠普公司的创始人威廉·休利特(WilliamHewlett)打电话讨要电脑零件,因此得到了一份暑期工作。这个男孩的名字是史蒂夫·乔布斯。

  作为移民城市,圣何塞38%的人口出生在海外。早在1900年,这里就是一个多样化的城市,26.5%的人口是外国人。哈佛和伯克利两所大学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人口流动性的前提。

  其中,大量移民来自亚洲,亚裔的子女一向在学术方面有杰出的表现。根据美国的移民法,能在圣何塞生活的移民多数在本国受过高等教育。虽然这些移民无法在美国立刻从事自己的专业领域,但他们会将自己的学习技能用在子女的教育上,他们成立和组织的培训机构能帮很多亚裔儿童在学业上做得更好。根据教育专家的经验,如果社区里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术的移民群体比例高,他们创造的机会就可以让自己的同乡受益。

  硅谷为穷苦家庭的孩子提供了难得的资源。“我们接近硅谷而受益良多。”圣何塞东部的白河小学的校长IqbalChadda表示,他执教的30多年里,目睹了很多学生从底层达到社会上层。他记得曾经到一个学生家里家访,发现他和9位家人只能睡在脏兮兮的地板上。而这个男孩如今是一位成功的工程师。他向《大西洋月刊》透露,这些孩子都从区域的资源中受益,比如对航空航天感兴趣的,可以去参观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艾姆斯研究中心;想学习写代码的,可以去谷歌的总部拜访。

  此外,这个区域内有大量富有的企业家,他们愿意为初创的技术企业投资,创造机遇让更多人共享繁荣。他们通过向地方机构捐款的方式,改善公司所在地的社区环境和员工的生活。这就催生了一批民间组织,帮助缺少资源的年轻人获得成功。

  上世纪70年代末在圣何塞长大的PerlaRodriguez透露,社区中心的音乐项目帮她和兄弟姐妹找到了自信。她高中毕业时,父亲失去了在面包厂的工作,她必须打工挣钱,于是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做杂活儿,接触了大量斯坦福和伯克利的毕业生。这些人成为她的精神导师,并鼓励她尽情设想自己的生活。工作几年后,Rodriguez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如今她是一名管理咨询顾问。

  不过,如今的墨西哥移民很难复制Rodriguez的成功故事了。她的父母当年花2.5万美元在圣何塞东部买的房子,现在市值超过了6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90.4万元)。

  如今,圣克拉拉县的居民大约有1/5买不起生活必需品。根据美国工会类组织的统计,2000~2011年,圣何塞家庭日常开销的增速已超过工资的增速。

  研究者至今仍然搞不清楚,为什么圣何塞的穷孩子曾经表现得那么好。这里的儿童在单亲家庭成长的比例很低,贫困人口的聚集情况也不明显。这两个要素凑在一起,通常意味着社区内的流动性很好。但在其他衡量社会流动性的方面,圣何塞的表现很差。哈佛大学平等机会项目的研究员本·史古德利(BenScuderi)表示,在调研的741个美国地区中,圣何塞是最不平等的地方之一,种族和经济隔离严重,教育水平落后于当地的经济水平。

  “这里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完全无法解释,”他说,“这很有趣,因为它和我们的预期不一样。”

  赛迪的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在圣何塞成长起来的孩子,命运与邻里环境息息相关。而如今的圣何塞是否还能如此,值得辩论。机会平等项目在过去16年的统计显示,收入的差距正在不断加大。根据圣何塞大学的统计,该区域约1/3的工作收入低于每小时16美元(约合人民币104元)。

  美国皮尤公司的数据则显示,圣何塞29%的居民年收入在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2.5万元)以下,而当地2014年的人均年收入高达9.3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0.8万元)。年收入能超过7.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8.8万元)的居民只有60%。

  圣何塞的居民表示,向社会上层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硅谷成为越来越多成功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大量人口涌入导致了房价如同搭上了火箭,2015年的房屋销售均价已达到了8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0万元)。根据很多衡量标准,圣何塞不再是适合低收入甚至中等收入家庭生活的地方。当地的租金在2006~2014年增长了42.6%,创下美国城市在同一时段的最大涨幅。越来越多的人无家可归。人类发展指数被认为是衡量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的综合数据,满分为10分,圣何塞得分只有4.85。而相距不远的苹果公司所在地库珀蒂诺得分为9.26。

  随着中产阶级的缩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那些曾经让所有人都能受益的资源变得稀少。美国最近公布的《城市研究报告》发现,在圣何塞,穷人家的孩子进入幼儿园的数量已远远落后于富裕家庭的孩子。富人聚集区的学校对每个学生的平均投入,比当地最贫困地区的小学高出5745美元(约合人民币3.7万元)。

  美国的大环境是不平等和种族隔离加剧,中产阶级收入停滞不前。在这样的背景下,圣何塞似乎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圣何塞的城市管理者决心让这里重新获得曾经的地位,让穷孩子也能拥有成功的渠道。有硅谷作背景,圣何塞也许还有翻盘的机会。